1929年8月，54歲的約翰·詹布魯恩（John Zumbrun）帶著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國的客輪“太洋丸”號，在他隨身攜帶的鐵皮箱子里，裝著他在北京的所有影像記錄，包括開設照相館期間拍攝的所有底片，還有相機和照片、幻燈片、明信片，以及出版的畫冊。在他北京生活的19年里，大部分日子是平淡無奇的。北京的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清苦卻平靜。本組作品由騰訊圖片和中國攝影出版社聯合出品。
熱氣球下的360°北京，20世紀20年代，寬幅轉機底片（掃描），9×25cm。詹布魯恩，美國人，于清末民初來到中國。從1910年到1929年，詹布魯恩拍攝了北京的角角落落，紫禁城、長城、天壇、明陵、西苑、頤和園、圓明園遺址、景山、黃寺、古觀象臺、國子監(jiān)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跡。為了更大視角的拍攝北京城的全貌，他選擇了寬幅轉機進行拍攝。為了獲得更好的視野，他甚至搭乘熱氣球到空中去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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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廣場，20世紀10年代，寬幅轉機底片（掃描），9.5×29.8cm。詹布魯恩從剛來北京時的好奇式街頭隨拍，到后來的對建筑古跡、民俗小吃等行業(yè)的專業(yè)性拍照，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北京城及其郊區(qū)的大量珍貴照片，其中許多照片甚至是目前已知的這些建筑的唯一影像。這是詹布魯恩將相機架在太和殿廣場后，用相機記錄的已經是民國政府管控的太和殿廣場。照片中，太和殿已經掛上了屬于民國政府象征的五色旗，而廣場上熙熙攘攘地走著一些前來參觀的游客，以及不時走過的士兵列隊。
改造前后的正陽門甕城，20世紀10-20年代，寬幅轉機底片（掃描），9.5×29.8cm。全景之“全”是詹布魯恩的一個特色，不僅建筑景觀拍攝的全、美感十足，而且拍攝了很多建筑變遷的全景圖。民國成立伊始，因為正陽門周邊火車站和商鋪林立，甕城的阻隔已嚴重影響了外城與內城的交通。時任內務總長兼北京市政督辦的朱啟鈐向袁世凱總統(tǒng)建議改造正陽門甕城，得到了袁世凱的同意，于1915年6月16日親手拆去甕城的第一磚，拉開了正陽門改造的歷史帷幕。正陽門改造工程于當年12月完工，工程費為18.22萬銀元。詹布魯恩用相機在幾乎相同的角度記錄了正陽門改造前后的照片。
由陟山門街東口拍攝的景山，20世紀10年代，底片（掃描），6×9cm。陟，登高之意。連接北海瓊華島東麓和岸邊的橋叫陟山橋，橋東正對的北海東門叫陟山門，從北海東門通往景山西門的街道叫陟山門街。陟山門街不長，只有200多米。因為北海東門和景山西門并不在一條軸線上，陟山門街也拐了一道彎，呈曲尺形。街東口南面是大高玄殿，路北有一座大院子，是清代稽察內務府御史衙門的舊址。
王府井大街，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0×15cm。王府井大街南起東長安街，北止美術館東街南端，全長1797米，元朝稱“哈達門丁字街”。明永樂十八年（1420），在今王府井大街以東、帥府園胡同以北、金魚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成了“十王?。ǜ保皾u成長”而“未之國”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孫們居住，此街遂稱“十王府街”。清乾隆年間，稱“王府大街”。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對京師部分街巷名稱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為“王府井大街”。照片由北向南拍攝，遠處的建筑就是王府井教堂，俗稱“東堂”。
宣武門甕城，20世紀10年代，寬幅轉機底片（掃描），9×25cm。宣武門甕城。宣武門，元稱順承門。明永樂十七年（1419）、明正統(tǒng)四年（1439），增建門樓、箭樓與甕城，改稱宣武門。箭樓于1927年被民眾拆除，僅存城臺及甕城閘樓券門，后于1930年拆除。1966年修建地鐵時將門樓與城墻拆除，護城河被填平。
東便門通惠河碼頭，20世紀10年代，寬幅轉機底片（掃描），9×25cm。照片為東便門通惠河漕運碼頭。畫面中的城墻原址是已被八國聯軍在1900年用炮火炸毀的外城東北角樓殘跡。照片中通惠河上的船是游船，當時這里是通惠河游船游覽和擺渡的渡口，很多人從這里上船沿通惠河到京東游覽。
東四牌樓，20世紀10年代，立體照片底片（掃描），6×12cm。詹布魯恩不僅記錄了北京這座千年古都的樣貌，更反映了北京城從封建走向現代，從古老走向現代的變化。他的鏡頭覆蓋了北京社會生活的婚喪嫁娶、宗教民俗和包括造紙、織布、采冰、送水、鋸木頭、拉洋車、編草鞋、磨糧食、釘馬掌，以及小吃攤、風箏鋪、運貨駝隊、剃頭挑子、街邊清道夫等行業(yè)和市井百態(tài)。
老北京店鋪，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0×15cm。在一個攝影尚未普及，對鏡頭十分陌生的年代，詹布魯恩總能讓被攝者在鏡頭前處于自然放松的狀態(tài)：面對鏡頭吞云吐霧的吸煙青年、大口吃著油條的可愛兒童、坐在驛站輕松喝茶的官差、在長城邊叉腰遛鳥的遺老遺少……詹布魯恩以其對中國生活和中國文化的了解，避免了被攝者與鏡頭的疏離感，樸實而不刻意。
街邊茶攤，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7.75×9.95cm。北京人喝茶的歷史悠久，根據不同的喝法，也就有不同的市場形式與之相適應。其中有一種喝法是最基本的，那就是滿足解渴的需要。北京人出門在外，不管是出差，還是逛公園、逛商店，走得口干舌燥的時候，要是碰上賣大碗茶的，那就得猛灌一氣。。從這張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茶攤前設柜臺、后設大灶，中間放著一個高五六尺、直徑三尺的紅銅大搬壺，隨到隨喝。
釘馬掌，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1.2×16.5cm。以前在老北京的大街小巷經常看到馬，因為那時交通不發(fā)達，很多載物、搬運等事情還要靠馬來完成。人穿鞋，時間長了要修鞋、釘鞋后跟。馬也一樣，走的時間長了，馬掌磨損得厲害，也得修理，所以那時候的北京有很多釘馬掌的小鋪子。給馬釘上鐵制的馬蹄鐵，好像給馬穿上了“鞋”。
拉洋車，20世紀2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8×15cm。北京街頭最早出現人力車是在1886年，起初就叫“東洋車”，因為也有“洋”字，后來老百姓就把它并入了“洋火”“洋油”“洋爐子”系列，簡省后叫成“洋車”了。老北京拉洋車，有拉白天的、拉晚兒的、拉包月的、拉牌兒車的，反映了當時不同階層的需求。照片中的場景是東交民巷內拉洋車的情景，這里住的大多是西方人或是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產階級中國人，他們出門都是靠洋車，所以東交民巷是洋車比較集中的區(qū)域。
清道夫，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2.3×17.2cm。老北京有一種職業(yè)—“清道夫”，其主要工作不是打掃街道，而是往路上灑水。因為路是土路，土是掃不完的，只能潑水以求塵土不要飛起來。明清皇帝出巡，北京的地方官和老百姓要“凈水潑街，黃土墊道”，其實并非僅僅出于敬意，也有著非?，F實的必要。清道夫兩人一組，工具是一只兩人合力才抬得動的木桶和一把藤條長把大木勺。潑水也講技巧，既要潑得遠，更要潑得勻。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北京的小街小巷漸漸鋪上了柏油或水泥，“凈水潑街”的行為也成了歷史的記憶。
送水人，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2.1×17.1cm。北京城內大多數水井是苦水井，甜水井很少。這些甜水井大都歸個人所有，雇人給附近各家送水，也成為這些擁有水井家庭的重要收入來源。老北京送水人俗稱“水三兒”。送水人推的是一種有兩只水簍的獨輪車。送水人的活兒非常辛苦，收入也很微薄。解放后逐漸普及了自來水，需要送水的人家越來越少了，送水這個行業(yè)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街邊剃頭，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0×15cm。剃頭這行是清朝入關以后興起來的。清朝以前，漢人一直是攏發(fā)包巾，所謂“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剃頭這個行業(yè)很講究，老北京的剃頭匠必須會16種技能，即梳、編、剃、刮、捏、拿、捶、按、掏、剪、剔、染、接、活、舒、補，統(tǒng)稱為“整容行的文武不擋”。老北京有句歇后語“剃頭挑子—一頭兒熱”，是因為挑子的一頭是專為客人熱水洗頭的地方，上邊是一銅盆，行話叫“?！保屡杓転榉艧崴男』馉t，平時剃頭匠挑起攤子走街串巷，永遠一頭是熱乎的。
年貨店，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8.4×14.2cm。北京，貴為都城，素來商業(yè)繁榮。民國時期同樣如此。臨近春節(jié)，各家各戶都在為這一年一次的大節(jié)日忙活著，北京年貨店“慶泰隆”也沒閑著，包裝一新的煙花炮仗整齊有序地擺在門口最顯眼的地方，剛做好的桂花元宵甜蜜喜慶，等著過往的顧客前來光臨。
取冰，20世紀2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8.3×14.2cm?！堆嗑q時記》講：“冬至三九則冰堅，于夜內鑿之，聲如鏨石，日打冰，三九以后，冰雖堅不能用矣。參加運冰的人大多是村里的強壯勞力，男性居多。大家在家里先把自己武裝好，到冰場后，把“腳爪子”綁在腳下，排隊等著運冰。拉冰可是個需要力氣又要會使巧勁兒的累活兒。村民中有句口訣，拉冰要“哈腰、跺腳、晃身子”，按照口訣拉冰才省力。
旗人婦女，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5×8cm。滿族旗人婦女，頭戴旗頭，身穿旗袍，沒有裹腳。小腳，又名“三寸金蓮”，特指纏足女子的腳，因其“小”而得名。通常纏足女子的腳在3寸左右，纏足始于南唐，后傳于民間，且越演越烈。清代，統(tǒng)治者起初極力反對漢人纏足，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纏足，但此時纏足之風已成習俗，到康熙七年（1668）只好罷禁，但滿族女子是不纏足的。清末，在西方傳教士和改良派人士的推動下，雖然慈禧太后于1902年頒布了勸誡纏足的上諭，但流傳千年的習俗并不能瞬間改變。
吃油條的兒童，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5×10cm。這兩個孩子雖然對詹布魯恩的鏡頭充滿了好奇，但依然沒有放下手中的油條。也許對當時蕭條、貧瘠的北京來說，兩根油條已經是孩子們珍貴的美食了。
玩鷹，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7.2×12.5cm。以鷹為戲歷代都有，到了清朝尤為盛行，上至宮廷貴族，下至百姓玩家對玩鷹均是喜愛有加，這與滿族人和蒙古人尚武涉獵的習俗是分不開的。清廷內務府設有鷹鷂處，專門負責收繳、馴養(yǎng)鷹鷂，一方面供皇帝行圍射獵時使用，一方面用鷹捉雉雞供祭祀或御膳用。
街頭賣藝，20世紀2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3.6×8.4cm。走街串巷的盲人，靠吹笛子與彈弦兒為生。
賣干果的少年，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0.6×8.1cm。
遛鳥，20世紀2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3.5×8.4cm。養(yǎng)鳥可以說是老北京人的一大愛好，而鳥籠對于愛鳥之人來說更是掌中之寶，可謂講究至極。不僅是籠子本身的材料、籠子上的掛鉤、鳥兒喝水的瓷碗兒，就連鳥籠里邊的一根橫杠，行話稱為棲木，都是京城玩主們互相把玩的物件兒?？梢哉f，小小一只鳥籠可以體現出人的身份與玩兒的層次。
玉泉山下獵戶，20世紀10年代，底片（掃描），13.5×8.5cm。站在玉泉山山腰扛火銃的青年。
白云觀道士，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2.3×8.6cm。北京城里白云觀的道士，身著百衲衣，頭戴混元巾，手持拂塵，笑容憨態(tài)可掬。
吸旱煙，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0.3×7.7cm?！岸煲豢跓?，賽過活神仙”，粗布棉衣雖難抵擋北京的嚴寒，但一鍋青煙葉，卻能一掃冬日的寒冷。一口煙下去，昨日的辛勞、今日的貧苦、明日的煩惱，均化作青煙徐徐彌散開來，溫暖與幸福在身體中也蕩漾開來。
女學生，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4.2×8.4cm。民國的學生裝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尤為明顯，可以說是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完美結合體。左邊學生短襖長裙、白襪皮鞋是中西混合裝的典型搭配。右邊的那身改良式旗袍則由長及足面縮短至小腿，由直筒式改為收腰式，領子仍保留高領。這種旗袍剪裁簡單，旗袍的形象和中國傳統(tǒng)的審美觀十分契合。
與眾人一起把玩相機的溥儀，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14×9cm。在北京開設照相館的19年中，詹布魯恩同北京各方政治勢力都保持著不錯的關系，他的鏡頭中除了袁世凱外，還有陸征祥、張勛、曹汝霖等人，甚至還有溥儀及其洋師傅莊士敦的少量影像。從某種意義上說，詹布魯恩拍攝的這些珍貴的歷史影像，構成了一部民國北洋政府的影像史。其中溥儀在御花園與友人一同把玩相機的照片，無疑已成為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幅名作。
城墻下的駝隊，20世紀10年代，銀鹽紙基照片，9.7×15.7cm。手握相機的詹布魯恩與北京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他通過鏡頭發(fā)現了北京城市變遷中的特殊性和亮點，并通過傳播與分享北京的形象來確定攝影家的身份與角色。作為一名記錄者和感受者，正是他對于中國的發(fā)展、北京的變化感同身受，才讓他呈現出如此美妙的民國民俗圖景，使100多年后的人們可以穿越回過去，去感受百年前的京城溫度，并與百年前的人們進行對話與交流。
“北京美國照相公司的所有者約翰·詹布魯恩先生由于健康狀況不佳將要回到美國，這實為其在京津地區(qū)顧客的一大遺憾。詹布魯恩先生在京開設照相館19年，其作品蜚聲海內外，他用鏡頭記錄下了這期間發(fā)生在北京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也曾因1917年在城墻上拍攝張勛復辟而受到重傷?！边@是在詹布魯恩離開中國時報紙對他的評價。一位開設照相館的攝影師，儼然成了歷史的記錄者。2015年，在詹布魯恩一家離開中國86年后，當年他帶走的那只鐵皮箱子再次回到中國。塵封的底片袋被打開了，反銀的相片訴說著它承載的歷史，這些影像中記錄的歷史事件讓人如同身臨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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