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有一句話在網絡上特別流行，被《咬文嚼字》雜志評為“2012年十大流行語”，那便是：“元芳，你怎么看？”很多人知道這所謂的“元芳體”出自電視劇《神探狄仁杰》，是狄仁杰遇到疑案時常問其貼身保鏢李元芳的一句話。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狄仁杰原先只是唐高宗、武周時匡正弊政、扶保唐室的賢相，對他的斷案如神則知之甚少，因為新、舊《唐書》僅有一句話提及狄公斷案，稱其于“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 。而且后世描繪狄仁杰斷案故事的文學作品也并不多，最有影響的就屬《武則天四大奇案》，但該小說也僅在前三十回敘寫了狄仁杰在昌平縣尹任上判決的三樁奇案，小說中狄仁杰的形象高大全有余而立體感不足，且概念化、平面化。那么是誰重塑了清官狄仁杰并賦予他神探的形象呢？那便是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被《華聲報》選為“二十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一百個外國人”之一的荷蘭小說家、漢學家及外交家。
高羅佩其人其事
確實，高羅佩是個傳奇人物。在荷蘭外交部的同事眼中，他是一個職業(yè)外交官；在中外讀者眼中，他是一個偵探小說家；在東西方學界，他是一個興趣廣泛的漢學家；在語言學家眼中，他是一個精通十五種語言的天才；在孩子們眼中，他是一個嚴厲甚至有點專制的家長。
高羅佩于1910年出生于一個荷蘭軍醫(yī)家庭，五歲時跟隨父母來到了荷屬東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的荷蘭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并在那兒度過了幸福的童年。也正是在當時荷屬東印度首府巴塔維亞的中國城，高羅佩初次接觸漢字、漢語以及中國的瓷器、香爐、字畫等器物，深深著迷于這種在他看來神秘但又奇妙的文化。小學七年級時，他又通過儒勒·凡爾納的小說《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遭遇》（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略知了中國人的生活及理想。從此，想要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的理想在高羅佩幼小的心靈中萌動。
回到荷蘭上中學后，高羅佩便開始自學漢語，“漢字把深刻的內涵同完美的形式結合起來，學習漢字使我非常幸福和陶醉?！彼诱堃晃辉谕吒駥幐髮W專攻農學的中國留學生教授漢語，因而到上大學時，他已認識了很多漢字，并給自己取了一個使用終生的中國名字“高羅佩”。在著名的萊頓大學，高羅佩主修漢語、日語及法律，常在相關刊物上發(fā)表自己翻譯的中國古詩以及有關中國文學的論文，如在著名期刊《CHINA》上刊登蘇東坡《前赤壁賦》、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等中國古代文學名篇的譯文，并發(fā)表諸如《<詩經>述評》、《<古詩源>——古代詩歌的源頭》、《哲學家楊朱》等研究性短文。在烏特勒支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后，高羅佩選擇了外交部的工作，迫不及待地奔向東亞及日思夜想的中國，從此開啟了他追尋中國夢、研究中國學的旅程。
高羅佩
高羅佩的第一份工作是荷蘭駐日使館翻譯，在開始其外交生涯的同時，高羅佩如饑似渴地學習中文和日文，了解中日文化中大量他感興趣的知識。他對中國明朝文化情有獨鐘，因為在他看來，那是在元、清兩個外族王朝統(tǒng)治間隙中一個純粹由漢人統(tǒng)治的王朝，中晚明經濟的發(fā)展帶來了人性的解放及物質的豐富，因而明朝士大夫的業(yè)余生活精致而富于情趣，高羅佩向往這種生活，并從琴棋書畫入手，努力把自己培養(yǎng)成一個傳統(tǒng)士大夫。他自號芝臺，給自己的書房冠以諸如“集義齋”、“吟月庵”、“尊明閣”之類雅致的中國名字。他拜訪了當時的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并跟隨中國公使館秘書孫湜學習口語、書法、篆刻等，鉆研古字畫鑒賞與裝裱。他借去北京出差的機會造訪班禪喇嘛，拜師于著名琴家葉詩夢門下學琴，去琉璃廠淘古董及珍稀古籍。工作之余，他一頭扎進鐘愛的漢學研究，陸續(xù)發(fā)表或出版有關中國古琴、明末義僧東皋禪師及道教法術的相關學術論著。
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災難，卻給深愛中國文化的高羅佩創(chuàng)造了一個契機。1943年3月，高羅佩被派往荷蘭駐重慶使館擔任一等秘書。當時的重慶是抗戰(zhàn)正酣的中國國民政府的陪都，盡管滿目瘡痍、物資匱乏，卻聚集了各界精英，這就給熱衷于結交中國名士的高羅佩一個極好的機會：“在重慶度過的歲月，對我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價值。來自中國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優(yōu)秀學者和藝術家都聚集在這里，而因為實際上沒有其他娛樂，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動是每天的茶話會，以及就中國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話題進行沒完沒了的交談?！睆?943年3月到1946年4月，高羅佩利用這三年時間結識了多位政界、學界、藝術界精英，如許世英、王芃生、王世杰、吳國楨、馮國祥、郭沫若、田漢、沈尹默、于右任、徐悲鴻、傅抱石、徐元白、查阜西、楊少五等。他參加了重慶天風琴社，以琴會友、切磋技藝；他常去蘇淵雷先生所開的書店“缽水齋”及中國友人家中，參加文學界、書畫界人士的雅集，以文會友，交流字畫鑒賞、古董收藏之經驗，風流余韻，傳播至今。更重要的，他在重慶結識了名媛水世芳女士，并于1943年年底邁出了融入中國的重要一步——與世芳喜結良緣，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女婿。他為自己婚后的業(yè)余生活找到了一個新去處，也即狄公案小說創(chuàng)作。同時他的漢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開始了對中國古代性文化、法律史以及猿文化的廣泛涉獵及鉆研。
外交官的職業(yè)決定了高羅佩生活的漂泊無定，但無論身處世界哪個角落，他總為自己布置一個中式書房，供上佛像，放置中國古書、古琴，懸掛起書法條幅、匾額，那是他最鐘愛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園。無論多忙，他每天堅持練習書法，終生不輟。從高惠聯（Willem van Gulik，高羅佩長子）所贈的高氏書法作品復印件及懸掛在《大漢學家高羅佩傳》作者萬蓮琴女士家高氏以篆體字書寫的橫匾“延裕呈?！笨矗案唧w”書法沉穩(wěn)圓潤、筆力雄健，別具一格。
無論是在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閱讀高羅佩的藏書，還是在波士頓大學Mugar Memorial圖書館翻看其狄公案小說及《長臂猿考》的打印稿，那些因時代久遠而發(fā)黃發(fā)脆的古籍，那些高羅佩手繪的小說插圖，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寫注釋都讓我肅然起敬。尤其是《長臂猿考》的書稿，那是他在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病人時在醫(yī)院完成的，同時他還在臨終前寫完了狄公案系列小說的最后一部《黑狐貍》。正如其次子彼特（Peter van Gulik）所云，他的父親是戰(zhàn)死在戰(zhàn)場上的。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撐著高羅佩在臨終前一邊吃止痛藥一邊在病榻上繼續(xù)著他未竟的漢學研究和小說創(chuàng)作？我想答案只有一個：對中國文化刻骨銘心的熱愛。
高羅佩自制卡片
高羅佩的漢學研究
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使高羅佩著力改造自己為一個中國式士大夫，這個愿景也成為他對漢學開展輻射性研究的核心點及源動力。
童年烙在腦海中的對中國字畫的好奇成為高羅佩收藏研究中國書、畫、筆、墨、紙、硯的動力。如果說《米芾及其硯史》和《書畫說鈴》只是兩本導讀性譯注的話，《書畫鑒賞匯編》則匯集了書畫裝裱、古字畫辨?zhèn)?、印章鑒賞、名家卷軸收藏等極為豐富的內容。盡管對中國畫家所看重的各種藝術技巧缺乏深入研究，但此書在書畫裝裱及鑒別中國文物方面不乏頗有見地的經驗之談。
年輕時邂逅中國古琴并對其一見鐘情，高羅佩不但師從著名琴家葉詩夢、關仲航等習琴，參與組建重慶“天風琴社”，還由淺入深，開始了對琴銘、古董琴及中國琴文化的研究。他先后發(fā)表或出版了《琴銘研究》、《論三種古琴》、《嵇康及其<琴賦>》、《中國文人音樂及其在日本的傳播》等論著，并最終出版了中國古琴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琴道》?！肚俚馈肥俏鞣较到y(tǒng)研究中國古琴文化的力作，該書從史學、哲學、文學、美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討論中國古琴及琴樂，同時還涵蓋了古琴演奏法及減字譜，可謂旁征博引，深入淺出。
高羅佩自刻印章“中和琴室”
高羅佩對中國的道教及佛教文化同樣興趣盎然。撰寫博士論文時他接觸到了源于印度、經由中國并借空海法師傳至日本從而形成“真言宗”的密宗，再加上中學時師承荷蘭著名語言學家烏倫貝克（C. C. Uhlenbeck）教授所打下的梵文功底，高羅佩撰寫了《悉曇：中國和日本梵文研究的歷史》一書，著重討論濫觴于印度的悉曇在中國及日本的傳播史。他在撰寫《琴道》時因追溯中國古琴東傳日本的歷史而注意到了東皋心越禪師，發(fā)現東皋在將曹洞宗傳至日本的同時也將古琴帶到了東土，由此編撰了《東皋禪師集刊》，不僅為佛學史，也為日本琴學史作了拾遺補闕。此外，高羅佩《中國的“現結芒果”術：一篇關于道教法術的論文》則向西方讀者介紹了印度“現結芒果”術的佛教淵源及其為中國道教所吸收并以“瓜果結實于須臾”、“韓湘子令開頃刻花”、“道士種梨”等法術傳播中土的歷程。
高羅佩最為中國學界熟知的漢學研究是其對中國古代性文化的開創(chuàng)性探索。高氏涉及這一領域純屬偶然，因狄公案系列中的首部小說《迷宮案》在日本出版時，在是否用裸女作封面這一問題上高羅佩與日本出版商發(fā)生爭執(zhí)。高氏認為中國沒有色情藝術，以裸女作封面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而出版商則持相反意見，并建議他去書店及古董店找一找。由此，高羅佩購得明代春宮版畫《花營錦陣》雕板并開始了對中國春宮畫的研究，出版了《秘戲圖考》這部開拓性論著。在此基礎上，不久他又將整個中國古代性文化納入研究視野，從性史、社會史及文化史角度，結合大量文獻、史料、秘籍，撰寫了《中國古代房內考》，向西方讀者揭開了中國古代性文化的神秘面紗。
高羅佩對中國動物文化的興趣始于他早年的博士研究項目“中國和日本對馬的崇拜及其文化淵源”，并以博士論文為基礎于1935年出版了專著《馬頭明王古今諸說源流考》，不僅考述了包括印度、中國、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地的拜馬信仰，還將論述范圍延伸到了其源頭印度密宗對馬頭明王的崇拜。除了拜馬信仰，高羅佩還注意到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崇猿文化。他在人生的最后階段傾力于這部介紹中國猿文化的學術專著《長臂猿考》，選取猿這一極為貼合中國古代士大夫審美趣味的動物，將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文獻及圖像中的猿意象納入研究視野，橫跨文學、史學、動物學、藝術學等領域，以獨特的視角闡釋了從商周至元明中國猿意象的歷史流變，剖析了崇猿傳統(tǒng)的文化淵源，並對中國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四大傳統(tǒng)猿主題，即“猿嘯哀”、“猿連肱澗飲”、“猿善猴惡”、“猿通臂”進行了探討，糾正了長期以來不少認識上的誤區(qū)。在研究方法上，高氏不僅注重文字文獻和圖像文獻的引證，而且通過長期飼養(yǎng)猿以觀察其生活習性，搜集和積累有關猿的音像資料，其研究動物文化的宏通視野和獨特方法都具有很強的范式意義，在學術上的開創(chuàng)性并不亞于《秘戲圖考》。
總之，高羅佩的漢學研究以博學、多元、前沿著稱，雖有零碎、偏門之嫌，但其在許多冷僻領域的開拓之功實不可沒。
《長臂猿考》初稿
高羅佩的狄公案小說創(chuàng)作
本文開端我們已提及高羅佩重塑了狄仁杰的形象，其實，高羅佩“結識”狄仁杰也具有相當的偶然性。二戰(zhàn)爆發(fā)后日本占領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荷蘭加入同盟國行列。兩國在“龍?zhí)锿琛碧柣疠喩辖粨Q外交官時，高羅佩等人僅被允許攜帶一只皮箱離開日本，而他有限的行李中卻有一本清代無名氏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亦名《狄公案》），正是這本小說讓高羅佩與生活在1300多年前中國唐代高宗、武周時代的狄仁杰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高羅佩眼中，《武則天四大奇案》的前三十回基本符合西方人的欣賞習慣，小說短小凝練，情節(jié)架構新穎，描寫人物有限，開端并未透露罪犯信息，也無太多荒誕的超自然元素及冗長乏味的道德說教。高羅佩將該書前三十回譯為英文自費出版，居然大受讀者青睞且很快收回了成本。英譯版《狄公案》的暢銷以及對中國公案小說和刑事案例的強烈興趣，激發(fā)了高羅佩自創(chuàng)狄公案小說的熱情，從第一本小說《迷宮案》問世到其臨終前完成的《黑狐貍》，高羅佩一發(fā)而不可收，一共創(chuàng)作了十七種狄公案系列小說，目前已被翻譯成29種語言、在38個國家出版。對高羅佩來說，小說創(chuàng)作除了是他業(yè)余生活的消遣和調劑，還能提醒中國人不要遺忘自己的公案小說傳統(tǒng)，同時又告訴西方人偵探小說并不是他們的專利，中國“宋有《棠陰比事》，明有《龍圖》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時賢明縣尹，雖未有指紋攝影以及其他新學之技，其訪案之細、破案之神，卻不亞于福爾摩斯也”。
高羅佩為狄公案小說手繪地圖
狄公案系列小說中狄公的形象多半是縣令?？h令是一縣之父母官，掌管著全縣諸如征賦稅、均差役、領軍政、保治安、興水利、勸農桑等大小事務，平決斷獄只是其職守的一個部分。而高羅佩恰恰只專注這一部分，他廣羅中國古代刑律折獄龜鑒及公案小說素材，將其重組拼裝到狄公一人身上，除了賦予他為政廉明、執(zhí)法不阿、不畏權勢、體恤蒼生這些清官特征外，又為其疊加了注重事實、親自偵查、嚴密推理的西方偵探特質，以其西方人的審美趣味，重塑了身兼神判與神探雙重身份的狄公形象。再通過合理想象和藝術加工，并佐以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技巧，狄公故事不僅在量上得以放大，而且在質上也得以提升。兼具傳統(tǒng)公案小說及西方偵探小說的優(yōu)長，狄公形象因而也產生了極大的文化增殖。
有意思的是，高羅佩有意無意中在狄公身上滲入了自己的影像。揚威廉（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1931~2008）在其所著的高羅佩傳記《高羅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中這樣說：“高羅佩在暢飲清酒后的微醺之際，曾喃喃地對朋友說：‘狄公就是我’。”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很多作家在塑造自己喜愛的人物時，常把自身的外貌及人格特征投射到那些人物身上，讓自己跟隨著他的英雄自在游走于現實界與幻想界之間。高羅佩玉樹臨風，偉岸挺拔，目光睿智，把他的照片與他所繪的狄公像對看，確實有幾分神似。不僅外貌相似，他們還同樣博學多才，恪盡職守，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同時又歆羨得道高人，時常徘徊于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中。狄公也有高羅佩的一些癖好，如喜歡美麗善良的女人；閑時興起，也會操縵揉弦，吟風弄月一番。他也會被假象蒙蔽而犯錯，有時也因懷疑自己判斷有誤而心虛，唯其如此，讀者才能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接近生活本真的狄公，而不是被拉上神壇的青天大老爺。由此，狄公或者Judge Dee不僅深深征服了西方讀者，成為他們心目中名符其實的“中國福爾摩斯”，而且也讓廣大中國讀者重新認識了狄仁杰，并為此沉醉及自豪。狄公形象在西傳及東歸的傳播過程中生成出新的價值和意義，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增殖現象。
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高羅佩特藏室
高羅佩研究的現狀及意義
在西方漢學界，高羅佩與英國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瑞典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國佛里爾（Charles Lang Freer，1856~1919）及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英國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等一起被譽為七位華風西被的著名漢學家。他遠離學院派漢學研究的傳統(tǒng)領域，只鐘情于邊緣冷僻而又極具學術前瞻性的課題，并憑借其狄公案系列小說在源文化國家贏得廣泛尊重和較高知名度，這便成就了歐洲漢學史上獨一無二的“高羅佩現象”?！案吡_佩現象”是荷蘭漢學轉型的一個鮮活坐標，更代表了“新文化史”視域下歐洲漢學界物質文化研究的先聲。此外，高羅佩以小說傳播其研究成果、讓學術走出象牙塔的實踐亦是西方漢學史上鮮見的成功案例，因而極具范式意義。
然而，這位杰出的漢學家尚未得到國內外學界的足夠關注。國內的高羅佩研究現狀是，大陸學者大多關注已有中譯本的狄公案系列小說及《中國古代房內考》等性學專著，或討論狄公案小說對中國公案及西方偵探小說的完美結合及其在文化傳播方面的貢獻，如湯哲聲、張萍等人的相關論文，或對其性學研究進行介紹及糾偏，如江曉原《高羅佩<秘戲圖考>與<房內考>之得失及有關問題》，偶有音樂專業(yè)的學者論及其琴學類專著。臺灣學者對高羅佩的研究視野相對比較開闊，陳玨從物質文化及新文化史角度考察高羅佩的漢學研究，李美燕的《琴道：高羅佩與中國古琴》一書則從琴學角度探討高氏傳播中國琴文化的努力。
而在國外，由于高羅佩的漢學研究劍走偏鋒，溢出了傳統(tǒng)文史哲領域，所以對他的研究亦是零散且不成體系的。James Cahill的van Gulik on Erotic Pictures Reconsidered、郭劼的Robert Hans van Gulik Reading Late Ming Erotic均是對高羅佩性學著作價值的評估和審視；Wilt L. Idema 的The Mystery of the Judge Dee Novels、Alford, William P.的Robert van Gulik and the Judge Dee Stories等文則聚焦狄公案小說的得與失，Thomas Geissmann的Robert van Gulik and the Apes of China in Ar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文以畫論猿，從動物文化史與藝術史角度評價高氏《長臂猿考》。更多的則是回憶、紀念性文章，如何四維（A. F. P. Hulsewé）的Nécrologie: R.H. van Gulik（1910~1967）等。
因此，這位特立獨行于歐洲漢學界的奇人尚未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鮮有人注意其書畫鑒賞及動物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更無人對其在歐洲漢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進行全面考察。本書擬在全面探討高羅佩漢學研究成果及狄公案小說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高羅佩現象”在歐洲漢學史上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進而檢討后殖民時代“中學西傳”的特點及其對西方文化的影響。面對二十一世紀世界文化新格局和各地區(qū)文化調整、滲透的新形勢，這一研究應不乏現實意義。
?。ū疚恼浴逗商m漢學家高羅佩研究》，施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標題系編輯所擬。）
